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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说过，“货币的本质是流动性，而流动性的本质是信任”。量化宽松政策的核心逻辑，正是在货币的信任基础上，构建“制度化的流动性”。表面上是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实际上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价值增值，使经济打破通缩的魔咒。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实施数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形成资产不断上涨的趋势之后，2020年的新冠疫情使量化宽松政策的这种影响进一步扩大，发达国家累计推出约5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央行和财政部的资产负债表联动扩张成为主流。通过实施量化宽松，央行改变了私人部门持有的投资组合构成，减少了金融体系中的政府债券，并提供央行的货币，也就是准备金来代替它们。银行现在发现自己拥有大量超额准备金，而向央行出售债券的非银行机构发现自己拥有的银行存款超过了它们曾经拥有或可能想要持有的水平。这促进了投资组合再平衡的过程，因为银行和投资者（例如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会使用额外准备金和银行存款，购买其他高收益资产。股票和其他资产的价格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前景的评估。在某种程度上，量化宽松成功地改善了未来的经济前景。

　　对于普通人而言，量化宽松的影响呈现“双重性”，且存在明显的利益传导差异。一方面，积极影响体现在稳定经济环境上。量化宽松通过注入流动性稳定金融市场，避免了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间接保障了普通人的就业岗位稳定。同时，充足的流动性会压低市场利率，降低普通人的借贷成本，无论是房贷、车贷还是消费贷款，都能享受更低的利息支出，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消费和购房能力。此外，在经济低迷时期，量化宽松能防止资产价格过度下跌，对于持有房产、股票等资产的普通人来说，起到了保护资产价值的作用。另一方面，消极影响集中在财富分配和长期风险上。在利率接近零时，量化宽松提供了额外的政策工具，帮助经济摆脱通缩陷阱。但是流动性的改善，以及之前提到的“套利”引发的“资产组合再平衡效应”。由于量化宽松注入的流动性首先流入金融市场，会推动股票、债券等资产价格上涨，而这些资产主要由富裕群体持有，导致股市、楼市、黄金等资产价格上涨，使整个国家的财富分配更倾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主要惠及富人，也可能催生资产泡沫和加剧财富不平等。这种分配加剧了“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扩大了贫富差距。在货币赋能经济的同时，也埋下了不平等的隐患。

　　不平等从何而来呢？第一个原因，是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远高于实体经济资产。货币经济在实体经济之上创造了大量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如股票等，这些资产的增值速度往往快于实体经济的产出增速。富裕群体凭借对金融资产的掌控力，能快速享受流动性带来的财富增值；而普通人的财富主要集中在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如劳动收入、房产）上，财富增长速度滞后，导致差距不断扩大。其次，从财富传导机制来看，货币创造的红利存在“先到先得”的特征。货币创造首先从金融体系开始，流入企业和富裕群体，再逐步向普通民众传导，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传导损耗”。例如商业银行的贷款优先流向资质优良的大企业，这些企业借助资金优势扩大生产、抢占市场，获得更多利润；而中小企业和普通人难以获得同等的信贷支持，只能在财富分配中处于弱势地位。此外，谢尔德指出，现代信息时代的超链接和全球化，让主导性平台企业进入更大的潜在市场，获得巨额“赢者通吃”利润，这些利润通过股票估值转化为超级富豪的财富，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

　　所以，对于没有资产的普通人而言，日子就不好过了，由于缺乏金融资产，普通人难以享受到资产增值的红利，反而可能面临后续的通胀压力：量化宽松力度过大，必然导致货币增速超过实体经济需求，从而推动物价上涨，普通人的实际收入就被大大侵蚀。此外，长期的量化宽松可能催生资产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将对普通人的生活产生更大的冲击。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本身就是资产价格泡沫破裂的产物，之后的量化宽松虽缓解了危机，但也为后续的资产价格波动进一步埋下了隐患。基于这些原因，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普通大众对于那些利用金融投资致富的少数富裕阶层的痛恨与反对。在一般人眼里，这些金融“投机”者对社会贡献很少或根本没有贡献，只是从别人创造的财富中揩油。但本书作者谢尔德，当然不会满足于单纯谴责这种贫富分化。首先，谢尔德认为这些金融投资者“通常追求高回报，这意味着他们也会承担很大的风险，采用专门的投资策略，并使用相当大的杠杆来帮助提高回报。”其次，金融市场提供了一系列促进经济运行和创造财富的功能，对冲基金、交易员和其他金融投机者试图通过抢先发现哪些证券会上涨、哪些证券会下跌来赚钱，他们“做多”前者并卖出“做空”后者。为此，他们投入资源来收集和分析信息，而且通常是非常大量的信息。这种利用金融市场低效率的尝试有助于使这些市场变得更加高效，社会也从这些活动中受益。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位对冲基金经理或量化投资的交易员，还是应该看到自己对社会做出的贡献。

　　无论如何，资本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都会成为财富创造和分配的主阵地。其实，2025年股市低迷期间，中国央行也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稳定市场预期，防止“资产—负债”螺旋下跌。“9·24”以来一系列的增量政策对稳经济促消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一个用货币经济支持实体经济的正面典型案例。另外，除了量化宽松，货币创造财富的核心机制还有另外两个渠道：一是商业银行的“贷款创造存款”模式，银行发放贷款时并非动用已有存款，而是直接在账面上为借款人创造存款，这一过程直接生成信用和货币，为企业生产、个人创业提供资金支持，推动实体经济产出增长；二是政府通过预算赤字创造货币，当政府支出大于税收时，通过发行债券创造的新货币进入经济循环，转化为企业和个人收入，带动投资和消费，如日本通过国债发行推动公共投资，成功应对石油危机并实现经济复苏。这也是把握财富密码需要了解的基本金融知识和政策背景。而且在考虑国际货币问题时，要记住的一件关键事情是，在国内经济中，货币是以以上这三种方式创造的。但在国际层面，它是在国际交易中交换的，而不是在国际交易中产生的。

　　因此，虽然中国没有实施量化宽松政策，但不意味着央行没有流动性管理，这方面普通人应该特别关注。具体对中国而言，不同时期央行的流动性管理也有不同。中国通过出口赚取美元为主的外汇占款时代，央行以外汇为锚发行人民币，形成“美元—人民币”的货币创造路径。外贸越多，基础货币越多，流动性越充裕。2014年，随着外汇占款下降，央行开始转向通过MLF、PSL、再贷款等结构性工具，主动投放基础货币，形成“央行—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国企”的信贷创造链条。同时，作为“流动性海绵”，房地产长期成为吸纳货币的主要资产池。这些方面，都是曾经长期创造财富的主战场。谢尔德认为，经济运行的某些特征容易产生相当大的不平等，现代信息时代的超链接和全球化极大地加剧了“赢者通吃”现象。加上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这种财富和收入的极端不平等不但没有缓解，而且一直在加剧。《21世纪资本论》的畅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甚至年轻人“躺平”，都是这种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关键在于，这种不平等是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进一步加剧？作为普通人应该在这场财富的乾坤大挪移中如何安身立命？

　　值得注意的是，谢尔德认为财富不平等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他说，“公共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帮助那些处于收入和财富链最底层的人向上爬，而不是试图拖住那些收入最高的人的后腿。”但财富不平等，并非无法调节。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进行干预，如通过适度的税收调节高收入群体的财富，通过转移支付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或投入资金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缩小贫富差距。面对货币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力量，谢尔德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首先，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货币政策来维持金融稳定。例如，在危机时期，中央银行可以充当最后贷款人，向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以防止金融体系的崩溃。其次，加强金融监管更为重要。通过制定严格的监管规则和透明的市场机制，可以减少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防止金融机构过度冒险。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最开始用于纾困，但最终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量化宽松不会那么容易退出历史舞台。未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绿色转型、地缘冲突等因素，财政支出会被持续推高，而付息能力取决于 GDP 增速与利率之差。央行将继续扮演“债务再融资”角色：把到期国债换为永续准备金，对财息“永续化”。尤其是央行数字货币（CBDC）可以使央行绕过银行，直接向居民开户投放“数字现金”。未来的量化宽松有可能不再只是买债，而是“空投”到个人钱包，并同时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计一笔负债。